金融消费常常伴随着冗长的条款和晦涩的术语，又牵涉大量个人信息及资金，因此相关的纠纷甚至违法违规行为屡见不鲜。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期间，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了近年来审理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深化落实金融监管与金融司法常态化协同机制，全面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2020年1月，某银行与陈某签订《个人抵押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200余万元，贷款期限自2020年1月16日起至2030年1月16日止，贷款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0基点。合同“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发生违约事件时，某银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自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有权将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调整为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一定比例（最高可上浮30%）执行。”上述合同文本未加黑加粗。同时约定，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2021年10月起，陈某未按时还款。银行宣布合同项下贷款提前到期，并将债权转让给葛某某。葛某某将陈某诉至法院，请求陈某履行偿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其中罚息及复利的利率按照合同执行利率先上浮30%，再上浮50%计算。陈某辩称，合同中关于利息、复利、罚息等约定属于格式条款且未明确标识，银行亦未履行提示义务，不合理地加重陈某责任，应属无效条款。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认为，有关利息、罚息的计收标准和计收方式是金融借款合同中的核心条款。对于借款人违约情形，在贷款利率基础上直接加收一定比例计收罚息符合认知，也无须特殊提示。但本案中，针对借款人逾期，合同不仅约定了在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50%计收罚息，还约定了前述贷款利率是由原执行利率上浮一定比例（不超过30%）而形成，该约定实质系在贷款利率基础上两次上浮确定罚息利率，同时“浮动比例不超过30%”也存在不确定性。
“该等约定系异乎寻常的合同条款，与通常的银行业实践差别较大，并非一般借款人能够预见且知晓，且与借款人有重大利害关系，银行应当予以提示。”上海金融法院表示，现贷款银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上述异常条款对陈某进行过提示或说明，作为债权受让方的葛某某亦无权主张在执行利率上浮30%的基础上再加收50%计收罚息及复利。据此，该院判决应以贷款基础利率上浮50%确定罚息及复利利率。
上海金融法院提示称，金融消费者在签订金融借款合同时需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对贷款利率、罚息利率等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违约处置条款予以重点关注，警惕“利率陷阱”，充分了解借款条件，关注借款真实费息，理性评估消费水平，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八旬老者葛某是某银行客户经理陆某的长期客户，多次在陆某的推荐下购买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2018年，陆某推荐葛某认购某私募基金产品。该私募基金并非该银行代销的金融产品，银行仅为资金托管机构。购买行为系在陆某办公室、使用陆某的电脑、并由陆某帮忙操作完成。据葛某陈述，陆某称该产品利息高且稳定保本，且未告知产品性质为私募基金。2019年，该私募基金因底层资产违约导致净值暴跌，葛某赎回部分份额后亏损99万余元。后葛某投诉至监管部门。经查证，在某银行经陆某介绍购买该私募基金的客户约20人，多为50-70岁客户。因该银行对员工未尽到审慎监管义务，监管部门对该银行进行了处罚。葛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该银行赔偿损失。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认为，首先，银行工作人员陆某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向众多老年人销售非本行代为销售的私募基金，且存在利用工作设备帮助客户转账等行为，其行为的违规性和危害性十分明显。该银行对其工作人员和营业场所应当进行审慎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上述违规销售行为，但其并未妥善履行管理责任，存在过错。其次，该银行的过错与葛某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陆某的违规销售是葛某购买案涉基金的直接原因，而银行的管理疏漏为陆某实施违规销售提供了条件，间接导致葛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综合考虑过错大小等因素，判决该银行赔偿葛某损失39万余元。
对此，上海金融法院提示称，针对银行员工违规销售非银行代销理财产品的“飞单”风险，金融消费者需从资质核验、话术识别、交易安全、证据留存等方面采取防范措施。
一是产品资质核验。验证产品编码，要求销售人员出示银行代销文件，并通过“中国理财网”查验银行自主发行理财产品的唯一编码。银行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应在网点公示清单、官网专栏或客服电话中可查。私募基金不得公开宣传，且须符合“合格投资者”门槛，低风险偏好者应主动拒绝此类产品。
二是异常话术识别。警惕虚假承诺，任何宣称“保本保息”“银行兜底”的理财产品均涉嫌违规。正规产品需明确标注风险等级和收益浮动区间。收益率显著高于银行同类产品（如年化9%以上）的，极可能涉及非法集资。
三是交易安全控制。核验资金流向，正规理财产品资金应汇入银行托管账户，若被要求转账至个人或第三方公司账户，极可能是“飞单”。合同必须加盖银行公章并标注“代销”字样，条款模糊或无公章的合同不可签署。
四是做好证据留存。银行正规销售需全程录音录像，若员工规避双录，消费者可拒绝交易并向监管部门举报。固定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宣传材料等需备份，必要时可公证作为诉讼证据。
2020年6月，尹某某体检发现肺部磨玻璃结节，未手术，后续多次复查结节无增大。2021年10月入职某公司时，尹某某如实告知病情并复诊确认无异常。2021-2023年，公司为员工买团体重疾险，尹某某为被保险人，合同含“既往症条款”。保障期间内，尹某某确诊右肺上叶恶性肿瘤并手术，向保险公司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其所患重大疾病为投保前已患疾病引起为由拒赔，尹某某遂诉至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涉案“既往症条款”系由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经自主磋商后订立，合法有效。但保险公司并未在案涉既往症条款中对其中所指的“疾病”进行明确定义，由此导致疾病范围不明的不利责任，应由某保险公司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尹某某保险金30万元。
“‘既往症条款’是重疾险保险合同的常见条款，保险公司往往会以该条款为依据，主张对投保人投保前已患的疾病及相关症状所引起的重大疾病不予赔付。”上海金融法院表示，为减少由此引发的纠纷，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建议保险公司如在重疾险合同中约定了格式“既往症免责条款”，应就该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并对既往症条款中约定的疾病及并发症尽量作出明确定义。此外，保险公司应在投保时就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等与重疾险承保相关的事项，主动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具体的询问，防止发生带病投保。而当援引既往症条款主张免赔时，应确保具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已罹患条款约定的疾病或症状。
另一方面，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切忌带病投保。若投保人不当隐瞒实际健康情况，即使投保成功，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也极有可能被保险公司拒赔。